中国工业化对资源的高消耗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首先体现在大大抬高了资源价格，相应严重挤压了全世界下游制造业的利润，中国制造业受创最重。
自从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2002年全面启动以来，“中国需求”就一直是最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和炒作题材之一，以至于前几年某些国外商品交易所一度不敢让外人看见中国来访者，因为只要中国来访者被人看见，马上就会被炒成“中国即将大手笔买入”，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价格上涨，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产品进口均价年复一年扶摇直上。尽管我们早已跃居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多种初级产品进口量为世界之冠，但经济基本面、初级产品市场定价机制和产业组织结构的特征使得我们在铁矿石、石油等许多大宗商品定价上极为缺乏话语权，几乎是被动地“挨宰”。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来者，我们既不像欧美老牌矿企那样在原料生产国拥有雄厚的殖民主义遗产，也不像日本企业那样早已从70年代起大举参股上游原料企业，从而能够分享原料价格上涨的收益，我们现在不得不承受压力，同时积极稳妥切入上游原料供给环节，寄希望于改善未来后人在这个市场上的地位。
“世界工厂”的众多制造业企业对原料和能源价格上涨感触尤深。许多出口制成品行业已从昔日的“摇钱树”沦为“苦菜花”，利润率从90年代后期的20%~30%跌落到今天的2%~3%，甚至只有1%，即使内销利润率也比这高不了多少；在占全球钢铁产量一大半的中国钢铁行业，2010年中钢协77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竟然赶不上三大铁矿石公司中的任何一家，2011年仍然如此。
与此同时，因资源高消耗而引致的大量进口资源也使得我们面临两难处境。应该确认，中国必须大量进口资源，这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源禀赋不佳，国内资源难以长期满足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和国民生活需求。
“控制钢铁的国家就能立刻控制黄金”——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演说中的这句话曾激励詹姆谢特吉·塔塔（JanmsetjiTata）费尽移山心力，创建了印度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也道破了基础工业的关键意义。基础工业滞后曾长期是制约中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短腿，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薄弱环节，令新中国前期领导集体寝食难安，以至于“大跃进”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幕就是全民大炼钢铁。即便如此，1958年6月19日各大区协作会议确定的1958年钢产量目标也不过1100万吨。今天，中国已经是遥遥领先的全球第一钢铁生产大国。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2011年粗钢产量创造6.84亿吨的历史新纪录，超过第2名至第20名产量总和，钢材产量8.83亿吨。其它基本金属产量也屡创新高。2010年，我国原铝产量1577.1万吨，同比增长22.4%，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5%；精炼铜产量458.65万吨，同比增长10.9%，占世界总产量的近25%；进口436万吨，消费当量达894.65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2010年，中国汽车产量1826.47万辆，同比增长32.44%，占世界总产量的25%；销量1806.19万辆，同比增长32.37%，超越了美国创造的新车销售1750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
在矿产资源方面，我国矿产资源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品位不高，开采难度大，成本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从铸造国内产业总体竞争力的视角考察资源状况，资源开发成本的国际竞争力比资源拥有量更有意义；也正是从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角度看，我国许多煤炭、石油、金属资源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开发价值。我国跃居世界头号钢材生产大国已有数年，但我国铁矿普遍品位甚低，按照国际标准，富矿仅有海南一处，其含铁量也不过是巴西铁矿的三分之一而已，且储量不大。如果盲目固守资源立足国内的方针，那么，在当今这个高度国际化的钢材市场上，我们的钢铁工业在生产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就要支付高于国际同行的成本，环境成本更难以计算。相比之下，取得海外优质原料和“株守”国内低品位资源，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在初级产品牛市期间，原料价格高涨，这一点不太明显；待到初级产品市场步入熊市，这一点就会非常突出了。在新世纪以来长达9年多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国内矿产原料产业在高价格、高利润吸引下产能急剧扩张，涉足矿产开发成为国内上市公司包装业绩的常用手段，国内矿产原料品位、区位等方面的不足遭到了忽视，毕竟“等米下锅”嗷嗷待哺的下游厂商还没有条件挑剔这些。但在牛市终结、熊市来临之时，市场地位大大改善的下游厂商必定会“挑肥拣瘦”，优先选择品位更高、供应更方便的进口矿，对国内贫矿弃若敝履。国内原料企业和原料产地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同时，我国矿产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大宗矿产普遍远离经济中心和海路，运输成本高，导致总成本过高。早在80年代中国仍深受外汇缺口掣肘之时，广东就开始花费当时极为宝贵的外汇进口澳大利亚煤炭，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煤炭运输能力有限，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成本就往往低于使用山西煤炭成本了。今天，国内矿产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导致国内矿产总成本高于进口矿现象更为突出。2010年全国石油基础储量31.743527亿吨，在8个基础储量过亿吨的省区中，只有河北、辽宁、山东三个沿海省份，其余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新疆五省区均为内陆省份，基础储量最高的两个省区黑龙江（5.451641亿吨）、新疆（5.116347亿吨）距离沿海地区都相当远，新疆尤甚。
不仅如此，进口海外资源还有助于增进我国国家安全。如上文所述，我国国内矿产资源和土地并不丰裕，而我国又是地位稳固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假如在和平时期为了满足海外需求而过多消耗国内稀缺的战略资源，一旦战争爆发，资源进口断绝，国内资源已经消耗殆尽而无法满足国内最终需求，那会是什么局面？
同样是出于国家安全战略，我们还需要保留部分资源的战略蕴藏，和平时期的资源需求更多地依靠进口满足。典型如石油战略储备。我国过去没有战略储备油田或天然气田，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第七章第三节），国家确定将新疆、陕甘宁、川渝、青海四大油气区作为中国的四大战略储备田，并陆续有计划地将某些勘探好或开发好的油田（天然气田）作为战略储备资源封存或减量开采，这一策略将降低国内石油产量和蕴藏量中的可用部分，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和平时期的石油进口需求。